窗外春雨绵绵，打在纺织厂家属区灰扑扑的屋顶上。她揉了揉发酸的手腕，目光落在墙上的日历——1974年5月21日，红英的高中毕业考试只剩不到一个月了。
"妈，我回来了。"罗红英推门进屋，校服裤脚沾满泥点，怀里抱着几本《工农兵基础数学》。
"怎么淋着雨回来？"杨秀珍赶紧拿来干毛巾，"伞呢？"
"借给同学了，她家住得远。"红英甩了甩湿漉漉的短发，露出和父亲一样的宽额头，"妈，今天学校开了动员会，说我们这届毕业生要四个面向..."
杨秀珍的手顿住了。她知道"四个面向"意味着什么——面向农村、面向边疆、面向工矿、面向基层。去年毕业的三十个学生里，有二十八个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。
"你...怎么填的志愿？"杨秀珍声音发紧。
红英把书放在桌上，封面露出里面夹着的《上山下乡申请书》："班主任说，像我这种家庭成分好的，应该带头..."
"不行！"杨秀珍突然拔高的声音把女儿吓了一跳。
"妈？"红英困惑地看着母亲惨白的脸色。
杨秀珍深吸一口气，强自镇定："你先去换衣服，别着凉。"等女儿进了里屋，她颤抖着手翻开那本《工农兵基础数学》，里面的申请书字迹工整得像刀刻一般："我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..."
厨房的水烧开了，壶嘴发出尖锐的啸叫。杨秀珍机械地灌着暖水瓶，蒸汽熏得她眼睛发疼。必须想办法，必须...丈夫去世时攥着她的手说"一定要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"，她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去送死。
"王大姐！"第二天早班休息时，杨秀珍拉住准备去食堂的车间主任，"有点事想请教您。"
纺织厂的更衣室里，王大姐听完来意，叹了口气："现在工作指标比黄金还贵，去年厂里招的三十个学徒工，全是关系户。"她压低声音，"除非...能弄到轻工局的分配名额。"
"怎么弄？"
"得找门路啊。"王大姐左右看看，"我们车间小刘的姐夫在轻工局当司机，听说他们副局长女儿要出嫁，正到处凑三转一响呢。"
杨秀珍心头一跳。所谓"三转一响"，就是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和收音机，是当时最体面的嫁妆。
"还差台收音机。"王大姐掰着手指，"要红灯牌的，得工业票。"
杨秀珍盘算着藏在床底下的铁皮盒子——里面还有多少张工业券
"王姐，能不能托小刘姐夫递个话？"杨秀珍从兜里掏出两块钱塞过去，"就说我们家能凑齐三转一响，只求一个工作指标。"
中午，杨秀珍绕道去了钢铁厂。让人把罗建华叫了出来，只看见儿子工作服上满是铁屑。
"妈？出什么事了？"儿子见她大中午来找连忙迎上来。
杨秀珍把儿子拉到僻静处：儿子妈手里还差8张工业卷，这关系到你妹妹要不要下乡...."
建华想了会，等我问问老师傅们看看能不能找找，妈晚上我回家跟你说。好在钢铁厂效益一直很好，建华花钱厂里的人买了8张工业卷
回家后建华从内袋掏出个小本子："卷都在在里头，下个月到期。"
当晚，杨秀珍翻出所有家底——铁皮盒里的工业券、压在箱底的存折。要花15张工业卷，跟一百二十元买收音机...
"妈，你干嘛呢？"红英推门进来，看见摊了满床的票证，顿时明白了，"您别费心了，要不我下乡…..."
"你懂什么，妈来解决，然后拿出存折，"明天妈请假带你去轻工局，听说他们下属的搪瓷厂招工...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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